在18－20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期间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就政商关系、国企改革等问题接受了第一财经采访。

郑永年表示，最理想的政商关系就是习总书记提出的“亲”和“清”的关系。而随着监察委等新的制度设计出台，中国所提出的“亲”“清”的关系不只是概念，而是一种制度化的关系。

第一财经：您参与讨论的分组会的主题是“新型政商关系与反腐败”，您认为比较理想的政商关系是怎样的?

郑永年：习总书记给“政商关系”指明了一个方向，他多次提醒中国的官员千万不要既想当官，又想发财。这句话非常重要。我想，最理想的政商关系就是习总书记提出的“亲”和“清”的关系。

无论是商和政结合在一起，还是政和商结合在一起，都可能会导致悲剧。所以，政商关系很重要，要处理好政商关系。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的政商关系容易腐败，而建立在政府和企业界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才能更阳光透明。

郑永年

第一财经：新加坡是反腐极为严格的国家，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?

郑永年：新加坡的政商关系很容易理解，就是政府和企业界的直接关系，两个群体和实体之间的关系，这是可以制度化的，可以传承的。新加坡是亲商的环境，在对优质资本竞争激烈的世界大环境里，亲商的环境有利于吸引优质资本。

另外一方面，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。如果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太低，只要有权力，各种潜规则都有可能被使用。但只增加公务员工资是不够的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，这就需要其他制度配合。在中国，这就需要党纪国法的限制。十八大以后，中国的反腐败走上制度性的轨道。随着监察委这种新的制度设计的出台，“亲”“清”的关系不只是概念，而是一种制度化的关系。

第一财经：中国国企改革正经进入深水区，您对国企改革有什么期待?

郑永年：改革由易到难，进入深水区很正常。触碰既得利益越来越大时，阻力也大。

对国有企业的认识要解放。国企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可以分开。企业就是企业，有市场化特性，不能绑架制度。目前，中国国有企业市场化不足，市场化空间还很大。

国企巨额亏损时国家大量补贴，造成国家负担过重。业绩不好的“僵尸企业”应该淘汰。

第一财经：“ 一带一路”提出三年多了，如何更好地激发企业参与的积极性?

郑永年：“ 一带一路”是中国的倡议，早期政府的声音大一点是应当的。

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由国有企业领头，而完全由国有企业支持则有能否持续的问题，这就需要民营企业参与。例如高铁由国企建设，而沿线周边的开发权可以让渡给民营企业做。

不仅中国的民营企业，还有当地的民营企业可以共享，例如东南亚很多民营企业已经加入或者准备加入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。很多靠自身已经“走出去”的民营企业对当地情况十分了解，希望有更多鼓励民营企业加入的措施，“政府搭台，企业唱戏”。

第一财经：您认为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处于什么水平?还存在哪些问题亟待解决?

郑永年：大城市太大，优质资源过分集中，使越来越多的人口聚集到大城市。户口制度改革没有跟上，造成了城市的乡村化。尽管很多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，他们的二代也已经成长起来，但他们还没有被整合进城市。几乎在所有的大城市中都存在着“城中村”和城市农民的现象。